1921年，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，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，以4050银元的价格，卖给了造纸厂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，一个人急匆匆赶来，说他愿出三倍价钱买下来。这个人就是国学大师罗振玉正是他的惊天一搏，从沸腾的纸浆锅里抢回了中华文脉的最后一缕魂。那时候北洋政府的财政早已千疮百孔，官员欠薪数月，实在是发不出工资来。但是不发工资员工不干活那不是更没钱，陷入死循环，他们也要养家糊口啊。无可奈何之下教育部盯上了故宫角落里积灰的“累赘”，那时内阁大库档案。而这些装满了明清诏令、刑部案卷、边疆军报的麻袋，堆满了午门门洞，重达十五万斤。当官员们草草贴上“无用旧档”的标签，以4050银元折合一麻袋5毛钱卖给纸厂，价格甚至低于市价白纸。这让纸厂老板程运增喜滋滋派车拉货。在他看来，这些盖着龙纹印章的奏章与市井废纸无异。撕碎蒸煮、化浆再造，便是新纸的原料。短短几天，三百多袋档案已在沸水中翻滚，乾隆朱批与刑部密函碎成纸沫，混入市井包装纸中。没人知道，一场“纸上灭史”的灾难正在上演。这可是大清朝最后留下来的，别的不说那也是极具历史意义，就这样给毁了多少有点不合适。而转机始于一次偶然。当时罗振玉踱步琉璃厂书摊时，瞥见一份糊书皮的残纸。在黄宣纸右下角，赫然钤着清宫独有的淡红龙纹玺印！摊主漫不经心道，造纸厂边角料，多的是！罗振玉浑身冰凉，内阁大库档案竟被当成废纸处置！之后的他狂奔至纸厂，而眼前的场景触目惊心。蒸锅腾起酸腐雾气，工人扯着题本封面随手撕扯，顺治年间的漕运奏折正被抛入浆池。罗振玉当即拍案，按原价三倍，一万二千银元，剩下的我全要！要知道这笔巨款几乎掏空他家底，但是这个举动却让七千多袋档案逃出生天。当时他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，就连工头都嘀咕，这老头疯了，买烂纸比新纸还贵三倍！”之后这些档案暂存北京善果寺，但是难题才刚开始。麻袋堆积成山，虫蛀霉斑遍布，乾隆御笔与刑部死囚案卷混杂一团。不妥善保存的话，不出多日这些个纸张就得烂的差不多。之后罗振玉雇了十二名书生昼夜整理，每月仅租金就耗去他半数薪水。最艰难时，他当掉收藏的古董贴补开支，夫人埋怨，全家啃窝头，你就守着这些发霉的纸！而在整理中，惊世文献接连浮现。洪承畴密揭，详述清初招抚江南的残酷手段，颠覆正史记载。还有崇祯册封琉球国王敕谕，印证明朝对东亚藩属体系的最后掌控。那顺治剿郑成功密令，揭露清廷“迁海禁运”政策的内幕决策。罗振玉将珍本辑成《史料丛刊初编》，自费刊印时却遭非议，倒卖国宝牟利！”他苦笑题序，不求显达，但存史魂。1924年，罗振玉终因财力枯竭，将档案转售藏书家李盛铎。离别那夜，他抚摸麻袋喃喃，我救得了命，却养不起你们了，于是这批文献就此开启流转。到了李盛铎的手里，他剔除重复文献，首次建立分类目录。到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接管，傅斯年率团队抢救修复，从中整理出《明清史料》四十册。最终在1958年的时候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成为清史研究的核心库藏。讽刺的是，当年被北洋政府贱卖的档案中，竟包含其官员先祖的奏折，子孙为领薪水，差点把祖辈的历史煮成纸浆。罗振玉的学术贡献无可置疑，释读近500个甲骨文字，开创断代研究。而且力促学部购回残存经卷，首次提出“史料即国脉”的理念。但1932年投奔伪满洲国的选择，让他背负“汉奸”骂名。垂暮之年，他在旅顺埋头整理劫余档案，将6万件文献捐给奉天图书馆，看似在赎罪。有人说他救活了纸上的历史，但是却玷污了自己的历史。”罗振玉的壮举敲响了警钟。1950年，新中国建立首个国家级档案馆。1983年，《档案法》颁布，明文禁止损毁历史文献。如今，湖北省档案馆的“汉冶萍档案”通过恒温库房与数字扫描重获新生。而当年罗振玉抢救的七千麻袋档案，已有230余件作为“罗氏家藏”永存旅顺博物馆，扉页朱印“臣罗振玉壬戌所得内阁秘档”仍殷红如血。再宏大的历史，也得靠人去守。再好的纸，也要有人说“不准烧”。如果没有他从沸腾的纸浆锅里抢回了中华文脉的最后一缕魂，那是多大的损失，他才是真正的守护者。
